2024年一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增4.3%
克林顿是美国民主党政府的总统,他是个非常厉害的政治家,它的能力很强,也很有政治手腕,也很有人格魅力,他是我在当今世界上佩服的人之一。
包括对于农药、化肥严重的依赖,这都是不可持续的。他对中国也是战绩显赫,通过台海危机逼迫中国按照美国的标准加入WTO,让中国的经济按照美国的规则进行了。
所以从2000年以来,人民币对内购买力至少贬了50%,未来可能会导致人民币的贬值。因为做空是人家西方资本市场一两百年都有的,尽管如此,美国市场只有5%的人擅长做空,中国人做多思维根深蒂固,让大家变成做空高手不现实。我们只能有很少有天赋的人才有可能性,不要试图做空,难度很大。4、我们加入了WTO,外资对中国进行投资,叫FDI。《推背图》是中国唐代非常著名的预测书,这本书的预言都实现了。
中国过去30年财富高增长的8个原因 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高增长,现在快走到尽头,首先要分析过去30年高增长的原因,这个原因我概括了8个: 1、五千年祖先所留下的资源和环境,地下资源很多,现在开采殆尽。那么同时欧元分流美元的流动性,导致美元金融体系开始崩塌。IMF也偃旗息鼓,并逐渐把注意力放在如何防范风险上。
如果加快意味着在2015年或2020年以前中国将取消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入的管制,我们就不得不表示忧虑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金融改革的相当一部分文字是有关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我们应该好好问问自己:如果中国此时已经完全开放了资本项目,国内、外资金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A股市场,我们将会面对一种什么样的局面?中国的股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带来较高的回报和较多的资产分散化机会。
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对经验证据进行了评估。应该说,在实践中,中国对待资本项目自由化是相当谨慎的,一直坚持渐进的方针。
但中国政府还未来得及给出资本项目可兑换时间表,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为什么一个国家必须要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康德苏的回答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促进资源实现效率最大化地使用,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主张今天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念。资本项目自由化也被请下了经济学神坛。
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证明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带来康德苏所说的这种种好处。人民币国际化应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币种结构、增进中国储备资产的安全。着名经济学家简尼、萨布拉马尼恩和威廉姆森专门对资本项目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做了全面研究。IMF的官方立场变更为:资本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
中国目前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的种种挑战,不应该过分强调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重新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指出应该: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而包括罗德里克和巴格瓦蒂在内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则指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根本就不存在。资本项目自由化导致资源配置优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选择理论。
因而,中国终有一天会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总体上讲,微观层面要允许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宏观层面要发挥政府对信心的主导作用。全体居民的财富总量是250万亿,居民直接或者是间接投入股市的钱也就25万亿,它怎么会影响到我们的财富效应呢?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股市的这一特点,这一点不像美国。在股市下跌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认为,股票市场一钱不值了,悲观情绪是蔓延性的,它会形成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实现,如果他们的人数很多,就可以做空,带来股价下降,股票降了以后会用杠杆,以前买股票的人就会被迫卖股票,又形成了一轮一轮的下降,没有底线的下降。所以,总的来说影响不大,不要把实体经济跟股市的关系搞这么紧。但更重要的是,盘子稳定下来之后,一定要想方设法要改革机制,不能搞那么多的杠杆,而且一定要允许股票市场做一些结构性调整,非理性的、有毒的,没有任何基本面支撑的股票,要允许它调整,不能说所有的股票都不能跌。
证券业的从业人员可能过多看的是局部,而不是宏观,一定要看宏观。今天的股票质押业务也就一万亿多一点,没多少。
三千七八这个点位是比较合理的,中国在这个点位上的市盈率和美国差不多,我们是17,美国是16,而日本是26,所以我觉得这个点位上政府出手护盘有理性的基础。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打官司的案例都是在上个世纪。
从好的方面讲,股市的大崩盘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这跟2008年的美国是不一样的。三是很多人借机讲故事,所谓改革促进股市,股市又反过来促进改革。
因为未来股票有可能做质押,到银行质押获得贷款。即便我们拼命发IPO,上半年一到五月份通过股市的融资量只相当于同期社会融资总额的4.2%。具体来说,一是在此之前股价非常低,我们的市盈率是10倍,美国已经到了15倍,香港都比我们高,A股出现价格洼地,所以沪港通开通后,大量的资金就北上了。民间有个说法,现在是在打A股保卫战,这场战斗是悲观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的一个斗争 ,双方都有自我预期的可实现性,结果取决于哪一方的人多,取决于中间派会倒向哪一方。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好理解,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股市的关系是非常不密切的。对局部来讲,股票涨了,大家欢天喜地,觉得整个经济好像是活跃了,股市跌了,就世界末日了,不能这么讲。
股市无非是两个通道:一是融资通道。比如,某个上市公司,大股东欺负小股东,没有兑现承诺,把上市公司的钱挪到了另一个大股东控制的企业,小股东发起集体诉讼,法院必须实事求是的受理。
盘子稳定下来之后,一定要想方设法改革机制,不能搞那么多的杠杆,而且一定要允许股票市场做一些结构性调整,非理性的、有毒的,没有任何基本面支撑的股票,要允许它调整。目前情况下还是应该救市的,为什么救呢?主要是应该稳定预期,不能让预期无限制地往下走。
救市不是为了保点位,是为了消除股市的制度性弊端。救市不是为了保点位,是为了消除股市的制度性弊端,制度性弊端最主要的是杠杆太高,这就会带来非理性繁荣,同时又使调整的过程非常痛苦,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调整。故事太多了,夸大其词了。按说,股市应该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是现在二者的关系让很多人看不太懂。
制度层面还必须干一件事情,一定要把股市的基本面做好,公司治理一定要规范,上市公司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一定要兑现自己的承诺,不能拿了钱之后胡搞,要不不赚钱,要不是赚了钱不给老百姓,必须建立法治基础。到目前为止,救市已经产生了基本的效果,出现了稳定的苗头,并不能说已经完全胜利,要看看那1200只停盘的股票能不能打开跌停,所以说应该是初战告捷,但还没有大获全胜,还要坚持。
股票市场必须保护投资者利益,而我们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显然是缺少的。前一段时间暴涨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期望值、股民的信心出现了暴涨。
这次的暴跌是对非理性繁荣的报复,因为前阵子涨得太高,有很多股票是虚高的,很多烂资产都在暴涨,所以暴跌是必然的。更重要的考验是,股票应该在大盘整体稳定的前提下有升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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